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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發布時間:2013-05-08 23:16:34 點擊數:77次
 

 

陳獨秀
陳獨秀(1879-1942),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幟,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行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姓名:陳獨秀
別名: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
出生日期:1879年10月9日(己卯年)
逝世日期:1942年5月27日(壬午年)
職業:革命家
畢業院校: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
代表作品:《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題西鄉南洲游獵圖》等

人物生平

革命初期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
1918年6月北大哲學系畢業照

1918年6月北大哲學系畢業照

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出獄后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并主編《青年》雜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北京大學當時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當時北大不設副校長,在北大,文科學長是僅次于校長的重要職位)。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后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系,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主要負責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間黨的最高領袖。[1-3]

革命后期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右傾機會主義,
1922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四大上

1922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四大上[4]

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

抗戰時期

   抗戰爆發后,他于1937年8月出獄,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市江津區)。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1]
   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家庭生活

   陳獨秀一生有4個妻子,結發妻子高曉嵐,二任妻子高君曼,第三任妻子是施芝英,第四任妻子是潘蘭珍
陳獨秀共有7個子女,高曉嵐生下了四個:陳延年陳喬年陳松年、陳玉瑩;高君曼生下了三個:陳光美陳子美陳哲民(又名陳鶴年)。其中,陳延年和陳喬年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在革命斗爭中壯烈犧牲。陳光美隱居四川,由于歷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認是陳獨秀之子。潘蘭珍沒有為陳獨秀生下子女,但在陳獨秀晚年一直陪伴在身邊。
   1915年秋,陳獨秀把與發妻所生的兩個兒子:17歲的陳延年和13歲陳喬年接到上海求學。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繼續當選為總書記,陳延年因斗爭需要未能出席會議,但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喬年也被選為中央委員。陳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黨代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5]
   陳延年: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稱為“小列寧”、29歲在龍華刑場偏不下跪、站著被亂刀砍死。
   陳喬年: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五大以后在武漢期間,代組織部部長李維漢主持工作)、后陳延年一年又被屠殺于龍華。[6]

個人著作

文選

   1984—1993年間,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相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寫于1991年12月的“編輯說明”中說:“對于陳獨秀詆毀中國共產黨,誣蔑工農紅軍和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錯誤言論,本書全文照錄,不予刪節,以供讀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間,“批判”遺風猶在,且不無防身自保之慮。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輯文890篇,272萬字。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萬字,多出200多篇、115萬字。校正舊編中錯、別、漏字句上千處。新輯作品主要是檔案文件、新發現的文章書信,以及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后主持特別委員會的發言,五卅運動中在《熱血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南京獄中寫給汪原放的54封書信,入川后寫給臺靜農等人的近百封書信,等等。
《陳獨秀著作選》第六卷,收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他的學生、語言學家魏建功來往書信。文字學著作,收入《小學識字教本》、致臺靜農、陳立夫、陳可忠等人書信。
   《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文字學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務印書館。當時,陳獨秀是當局通緝的“共黨首領”,自然不能出版,書稿亦杳無下落。居川期間,陳獨秀在《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小學”乃音韻字、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小學識字教本》書稿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后帶往臺灣,請專人描清字跡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將全稿重描無誤,
陳獨秀文字學著作

陳獨秀文字學著作

書名改作《文字新詮》,隱去作者姓名與《自敘》,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臺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小學識字教本》得以傳世,梁氏功莫大焉。[7]
在獄中,陳獨秀寫了《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干支為字母說》等音韻訓詁學著作。[8]

文學貢獻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沖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并非無價值。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后,應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恒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應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

文學書法

   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流傳甚廣。即我們都知道的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后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并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 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致的。不過后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臺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 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閎肆、兼備眾體。我們今天所見的陳氏翰墨中,以書札、詩稿為多,其中大多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書,銅板鐵琶,大江東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對子“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一樣,錄的是懷素《自敘帖》中的句子,寫得頗也顛張醉素,奔蛇走虺。雷閃電掣之勢,躍然紙上。據說此聯為陳獨秀于南京模范監獄中所書,那時在獄中他還寫過一副著名的對聯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當場書贈劉海粟的。這兩幅書法均寫得結體開張,線條生辣,章法極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邁個性,當然,也充分顯示他書法上深厚的傳統功力。 要說陳獨秀的放誕和率直的豪邁個性,有段笑話最能體現。馮友蘭曾回憶說,他在北大畢業時師生一起照了張相,前排的老師中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后,班長給陳先生送去,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班長忍不住地說:“這是您的腳呀。” 當然,陳先生寫字也并非都把“腳”伸得很遠,筆者曾見他暮年書贈臺靜農的一幅行楷詩箋,錄自己的《對月憶金陵舊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游,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通篇氣格高古蒼莽,線條厚拙凝勁,讀罷掩卷,猶似余音裊裊,韻味無窮。著名學者兼書家臺靜農后來撰文回憶說,獨秀早年用功于篆字,當年曾以行草寫贈他的一幅四尺立軸,“體勢雄健渾成,使我驚異,不特見其功力,更見此老襟懷,真不可測。”(管繼平)

詩詞

哭汪希顏》
兇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陳獨秀手稿

陳獨秀手稿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洲游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后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9]

晚年創作

經歷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陳獨秀晚年自南京出獄后,他謝絕了高官厚祿的邀誘,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其間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珍藏著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后只得割愛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并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退回去了。最后直至1942年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個人思想

1.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范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3.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后期”蘇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制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制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4.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于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于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5.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半個世紀過去,陳獨秀上述論斷有些被證明是錯誤的,有些則是卓識遠見。國民政府認為他攻擊斯大林,有礙聯蘇抗日,下令禁刊陳的文章。已經排除王明影響的中共中央,托朱蘊山等人游說陳去延安養老,免得他在外邊“胡說八道”,也為陳拒絕,說是“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陳時,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勸陳赴美參加第四國際領導事務。陳表示在祖國危難之際,他哪里也不去。貧病交加,四面受敵,陳獨秀依然不遺余力地探索變革之道,期望再造中華。[7]

個人成就

歷史貢獻

第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么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第三,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說法不準確。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僅僅這一條,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
第六,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

杰出成就

第一,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政論家。他的政論文章汪洋恣肆、尖銳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給人很多啟發。
第二,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他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如果不是后來轉向政治斗爭,他無疑會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杰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之一。

社會評價

綜合評價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政論家。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大專家、大學者。陳獨秀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么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志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91年,胡繩玉在《學術月刊》第11期發表了《中共黨史人物傳不能沒有陳獨秀》,指出:“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00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多得多的貢獻。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舊中國的泥潭中,陳獨秀依然在趔趄向前,盡管步履蹣跚,有時躑躅,有時摔跤,但他畢竟沒有當叛徒,沒有做漢奸,沒有作出絲毫有損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國格和偉大人格的事來。”[10]

個人評價

作為陳獨秀曾經的戰友,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之后中共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生曾多次論及陳獨秀。主要集中于三個時期。
一是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毛澤東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談及陳獨秀:
1.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自己影響極大的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認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并沒有根本改變。1936 年,應斯諾之邀談及早年經歷時,毛澤東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陳獨秀。他說,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范”。“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2.警醒全黨牢記歷史教訓。在承認陳獨秀功績的同時,親歷大革命血雨腥風的毛澤東從未忘記陳獨秀放棄黨的領導權而使黨蒙受的重大損失。尤其是在30 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談及陳獨秀,更側重于提醒全黨警惕右傾,要求全黨牢記歷史教訓。當斯諾要求毛澤東對大革命失敗的歷史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最大的罪責歸于陳獨秀,認為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進一步妥協明明就意味著災難的關頭,使黨喪失了決定性的領導和自己的路線”。甚至認為,“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警醒“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澤東從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角度談及陳獨秀:
1.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黨有功。七大前后,毛澤東多次講自己是陳獨秀那一代人的學生。1942 年3 月30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4月21 日,毛澤東在講七大工作方針時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2.反思全黨總結處理陳獨秀問題上的教訓,要求處理歷史問題時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澤東反思黨在處理陳獨秀等人歷史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與黨內錯誤路線作斗爭的基本原則。其一,與黨內錯誤路線做斗爭時,應該注重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強調個人問題。 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其二,與錯誤路線作斗爭,其目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
不過,肯定陳獨秀曾經的歷史功績,并不意味著可以抹煞他曾經的錯誤。七大前后,毛澤東也多次提醒全黨牢記陳獨秀的錯誤。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嚴厲指責陳獨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1945 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同年8 月9 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說法,對其后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起了重要影響。
三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時期,毛澤東論及陳獨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員”等詞語,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組織“托派”分裂黨的活動,并非全面否定。
1955 年2 月,毛澤東在對《鄧小平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稿》修改時寫下了“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的批語。1956 年7 月14 日,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的談話中,又將陳獨秀與蔣介石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同列為“反面教員”。
毛澤東的這種評價,主要原因在于,他從未忘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給黨帶來的血的教訓,尤其是陳獨秀后期成立托派,背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錯誤。而高、饒反黨聯盟的出現,使毛澤東再次警醒陳獨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動。他認為,對這一類人,“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所以,“只能打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1953 年,經過安徽考察的毛澤東特地囑咐地方政府照顧陳獨秀后人的生活。據此,地方政府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在世的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應的照顧。

墓地

陳獨秀墓

陳獨秀墓(20張)
陳獨秀墓位于安慶市北郊十里鄉葉家沖月形山麓。墓碑上只有“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盡管無任何說明和評價的文字,但陳獨秀早年在新文化運動和建黨之初的突出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8]
陳獨秀墓是陳獨秀靈柩于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后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冢,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后,總面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臺、護欄、墓道構成。墓冢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臺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桿。墓南臺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和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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